社会学调查｜“世界的义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全球性角色近年来逆全球化势头从美国一直在向发达国家延伸， 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持续的负面影响；连续三年的疫情造成的人员往来阻隔、物流运输不畅，世界各国经济和全球性贸易网络面临的各种冲击，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压力。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全球贸易增速不及预期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的义乌，直接间接地受到国际及市场风云变幻的影响和冲击，在多重困境下通过各种努力乘势改变，坚守其“小商品-大市场”定位，展示出全球性市场的神奇魅力和韧性。

　　我们团队对义乌市场的贸易网络和疫情以来各种变化做了长期的观察[1]，发现义乌的市场地位建立在其不断延伸的供应链上，在全球化受到挑战之际，助力中国货物满足各类人群需求，进而进入全球各地的市场。据义乌海关统计，疫情之前的2019年全年义乌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967.8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2867.9亿元；疫情后2023年前三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4321.0亿元，其中出口3831.3亿元。也就是说，即使在三年疫情带来极大不确定性期间，市场与政府、国内外商家对义乌小商品的信心不倒并乘势改变，透过线上线下多方努力化危为机，保证了与全世界大大小小地方市场的连结以满足各类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义乌商品的需求，义乌市场全球性辐射能力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

　　表1：2020-2023年义乌市进出口数据，其中2023年数据仅为本年度前三季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义乌市海关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全球贸易环境变得更为复杂，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变。在2022年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上，习总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义乌作为小商品的集散地和“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深度地卷入全球性经济贸易结构所带来的引领效果有着超乎其本身的价值。2023年9月20日，习总再次来到义乌，并与基层商户进行多方交流，了解对外贸易的最新发展情况，这无疑是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全球性角色的再次肯定，并对义乌在扮演连接世界市场有着新的期许。

　　义乌外贸的金律是“哪里有钱往哪里走”，这里是能将理想变成现实的神奇之地，正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义乌以前是这样，现在和将来还会是这样，这也是在疫情带来的困境中义乌国际市场的韧性和疫情后的国际贸易广泛激活的内在动力所在，而且这种韧性和动力将在经济全球化格局转型过程中，促使义乌市场及其经贸网络找到新的增长点。2023年11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国贸易数据进行详细计算后指出，中国已跨过一个重要的里程碑：40多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与美欧日的总和。[2]当中国与世界经济连接的贸易结构发生改变时，义乌市场加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市场的联系。其全球化角色透过各种商贸活动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现。

　　2022年9月，我们团队到访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一楼伞具区，遇到了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采访的星宝伞业当家人张吉英。“星宝伞”在全球超过一百个国家完成了品牌注册，商品深受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市场的喜爱。“三代人共做一把伞”的故事让张吉英成了义乌市场人气最高的老板娘之一。即便如此，星宝伞的全球销售业务也曾因疫情“骤停”。“影响很大的，但是，也没办法。像以前这里一拨、一拨的客人都来自不同国家，但疫情以来，这些客人我几乎看不到了，你可能一天坐到晚上，也看不到一拨外国客人。”[3]张吉英对疫情影响造成的低迷行情充满无奈。但同时，她仍提醒自己保持对市场的信心：“我们就自个努力，自己继续努力，不抱怨疫情，不抱怨市场没人，自己想办法怎么样去努力接客户。”疫情给义乌市场的商户们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商户们努力克服着疫情带来的变化与冲击。

　　2022年12月，义乌与全球市场的连接迅速恢复。进入2023年伊始，张吉英就迎来了多批老客户，她激动地说：“疫情过后，越来越多的全球客户走进义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迪拜、毛里求斯的客人们都回来了。”一边是外商重新回到义乌，而另一边，义乌商人们也从“坐贾”转为“行商”，开始马不停蹄地到访全球各个地方市场，与三年未见的外国客户恢复联系。年初，张吉英带队前往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拜访老客户，考察东方工业园区的中国企业，以及其他多个非洲批发市场。“了解市场就是在寻找客户，所有的选择都是双向奔赴的。”疫情之后，市场再度繁荣，加深了张吉英对义乌市场全球性特质的理解。

　　“更为积极地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寻找商机，是2023年义乌市场人的常态。文具协会先后去到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参展、考察地方市场。2023年10月，义乌本土品牌KUKI（可奇家）文具在俄罗斯参展，负责人黄平看到自己新奇可爱的文具深受俄罗斯消费者喜爱后，欣喜地感慨：“看到不同地域的消费者这么喜欢KUKI，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向全球的想法。”走出去，不仅是为了恢复因疫情受到冲击的固有贸易网络，也是义乌市场人急切推进落实因疫情暂时搁置的品牌全球布局进程。

　　义乌商人们一方面在义乌迎客，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展会平台，增强与客户的直接接触、拓展新兴市场。2023年秋季广州交易博览会上，我们跟踪调查的商家们普遍反映：“外国客商多了不少。”虽然摊位的价格较去年有所上调，商户们的参展意愿却有增无减。从事相框行业的叶经理在参加广交会后说：“像我们这种企业，大多数都是租摊位的。去年，两个摊位是12万，今年两个摊位已经涨到近18万了，装修费也贵了很多。反正去参展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4]依循商业惯例，在广交会参展后，义乌商人会邀请客户回义乌市场看货、下单。

　　义乌本土展会的人气恢复情况大致类似，从刚结束的第29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博览会的参展企业数和采购商人数看，来义乌市场采购的外商人数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2019年义博会有两千家企业参展，到会专业采购商6万人次。[5]而在2023年义博会上，累积参展企业达到2400家，到会专业采购商16.06万人次，其中境外采购商1.65万人次。[6]

　　2023年前三季度的义乌外贸经济数据也显示，义乌地方市场与全球体系的连接态势依旧强劲。2023年1-9月，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4321亿元，同比增长22%，出口增量占浙江省比重52.8%。出口3831.3亿元，增长18.9%，进口489.7亿元，同比增长52.68%。[7]。足以可见义乌市场在逆境中并没有被，其坚持的韧性和市场能力保证了疫情后的迅速复苏。对比近几年义乌指数中的景气指数我们可以发现，2023年义乌市场开市后的3月份，景气指数达到1330.19，这不仅达到了疫情前2019年3月（1177.85）的水平，还实现了大幅超越。景气指数回升是义乌市场韧性和复苏的体现，这得益于义乌市场的多元化和灵活性，使其能够快速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义乌市场整体的稳定趋势也反映了中国与全球进出口贸易恢复的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0.1万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11.46万亿元，同比增长3.7％。[8]表明中国坚持市场开放，已成为维护全球化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近两年数据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依然相当紧密，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美国市场常年稳居义乌出口主要国家的第一位。2022年，义乌对美国的进出口额达到562.07亿元，增长35.48%，[9]这个数值占义乌进出口总额的11.9%。

　　在义乌观察到的中国与全球市场连接的韧性及其市场能力，也为我们讨论“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否还能继续深入推进？”问题提供了大量积极的信息PG娱乐电子游戏官网。近年来，一系列“反全球化”举动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压力。伴随着大量外包业务因产业回归、东南亚转移、国产替代等原因大量撤离，关税、技术等壁垒高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冲击。2023年，根据义乌市场上的外贸企业主反馈，越来越多的采购商要求在东南亚设生产或销售点。我们在义乌市场观察到的是，低端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那么，义乌乃至中国的经济如何在坚持开放的过程中，能否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稳住优势，并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打破了传统地域限制，使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地区、族群、个体形成更高密度的连接，这一进程直接催生了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由点成线、由线成面，作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市场，通过全球性小商品贸易与全世界地方市场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张以义乌市场为中心的复杂而广泛的国际贸易网络。义乌的小商品以其种类多样性、价格竞争力、强大的适应性和不断延伸的生产与供应链系统，得以成为连接全球不同地方市场的重要媒介，促进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互通与合作。

　　以圣诞用品市场为例，占世界人口的近30%，圣诞节是宗教的重要节日，故而很多国家对圣诞用品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义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圣诞老人不一定来自芬兰，但他有可能来自义乌。”这句话虽然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却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圣诞用品市场份额中，中国占据80%，而义乌圣诞用品在全国的占有率也达到80%。义乌市场中的圣诞用品，并不只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而有圣诞礼服、圣诞老人、圣诞雪花、圣诞灯具、圣诞树等15种类别，每年向欧美国家出口2万多种圣诞用品。多样化的产品分类，助力义乌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为圣诞国家供应价廉物美、时尚新颖的圣诞用品。

　　义乌圣诞用品的销售方式直接体现了其在全球小商品贸易体系的前端地位。每年的义乌市场“圣诞用品订货季”往往在上半年就已经结束。2022年10月，我们团队与从事圣诞挂件生意的周老板见面，原本以为这个阶段会是圣诞用品订单暴增的时期，可周老板却告诉我们：“今年圣诞的单子早就结束了，虽然说最近确实还有一点补单吧，但和上半年相比那可线]“义乌指数”也从侧面印证了周老板的说法。通过观察“圣诞用品景气指数”可以发现，2023年1月开始，景气指数开始突增，并在4月到达顶峰（1463.77），这说明这是圣诞用品订单最多的时期。截止到2023年11月底，欧美国家在义乌的圣诞采购与发货工作已经结束，大部分货品也已运抵目的国。其中，保暖产品、圣诞用品、香氛蜡烛等家居用品最受采购商和海外消费者欢迎。[11]

　　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其商品多样性取胜，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地域地方市场的需求，也造就了义乌全球性贸易多彩多姿。义乌老板们通过接触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积累了丰富外贸经验，可以更敏锐地识别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美国人喜欢嘻哈风格的物件，英国人更讲究精致和古典。”一位负责选品的跨境店铺店员这样介绍。在小商品的设计、制造、挑选过程中将世界性的地方文化因素有针对性地纳入考虑，这使得义乌市场的产品更容易被不同地方的地方市场接受，从而满足全世界的地方市场的多元需求。

　　当然，商品多样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根据不同地方文化需求而进行的针对性设计，还体现在产品质量的要求上，不同质量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市场的差异性需求，这让中国小商品既有“全世界老百姓用得起的东西”，也有品质上乘价格更高的物品。黄老板在商贸城二区经营着一家灯具店，虽然店铺面积不大，但她经营的灯具包括了台灯、吊灯、LED灯、地灯等多种类型。一次我们跟黄老板在她的店内聊天，她的一位老客户来店内确认产品质量，黄老板跟他介绍：“像这款LED灯，同样的样式也有两个不同的价位，生产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拿在手里感受一下，一个轻一个重。”[12]

　　对于中东、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价廉物美”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往往来自这些国家的客商会选择成本更低，也就是质量相对普通的产品。类似的例子来自从事穆斯林餐具生意的马老板，第一次走进她的店铺，我们迅速被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精美餐具所吸引，原以为价格不菲，而马老板笑着跟我们解释：“不仅好看，同时价廉，当然质量就普通了。我们主要出口中东穆斯林国家，他们对于品质没那么高的要求。”[13]

　　义乌小商品销往世界，借助世界各地的地方市场网络，串联起了全球的地方市场。中亚市场的阿富汗喀布尔的中国城、乌克兰敖德萨七公里市场；中东市场的阿联酋迪拜的龙城、沙特阿拉伯吉达港的中国城；非洲市场的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中国商贸城；欧洲市场的法国巴黎“中国龙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红龙中国商品市场……义乌通过直接与全球小商品贸易体系各个节点发生连接，实现了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从一开始，与义乌相关坐落在世界各地的地方市场，就对首创于义乌的“划行规市”等市场管理经验进行模仿复刻，这也让世界多地的小商品市场看上去像极了“义乌市场”的缩小版。

　　通过义乌进出口数据可以发现，阿联酋一直占据着近年来义乌出口国家前十的地位，而迪拜作为阿联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城市，更是义乌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打通这一枢纽，“义乌制造”便可以直接连接中东、非洲，甚至欧洲等更广泛的地方市场。早在1999年，27岁的温州籍义乌商人傅初建跑到迪拜闯市场。他回忆道：“1999年，我们在迪拜是中国第一次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因为过去卖温州的鞋子。”[14]进入迪拜后，他采取“去中间化”的模式，将义乌市场介绍给了非洲商人。由于更低的成本价格，且无需通过中间商，非洲商人可以直接在义乌市场采购产品。这为非洲商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货物途径，同时也为义乌市场打开了更多的国际商机。之后，迪拜作为一个免税港的政策逐渐发生了改变，对外贸易需要同时支付销售税和海关税。税收政策的改变加剧了外商对义乌市场的需求，他们寻求在义乌找到价格和质量更具竞争力的货源，并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2022年6月，距义乌万里之外的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正式投入运行，这个由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共同开发建设的小商品城，总投资额达到10.6亿元。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辐射了周边10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其释放出的溢出效应仍在不断扩大。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建立是义乌市场全球战略迈出的第一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义乌市场在迪拜建立海外分市场不仅代表着中阿企业间的有机连接，更是义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动迈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产品的需求已经从“能用”提升到了“高质量高水准”。义乌市场和商人在看到这一变化后也在迅速转型，“我的玩具可不是简简单单街边卖的那种玩具，你看这款机器人，它是AI机器人，可以听我的声音指令做出不同的动作。”一位从事AI玩具的老板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产品。[15]作为全国第一个新能源产品市场，商贸城二区东在今年完成招商并开业，首批有260多户经营户入驻。二区东市场作为义乌第六代市场的样板，构建了一系列数字化市场体系。例如，2022年义乌国际博览会上亮相的数字人“义乌老板娘”、数字市场驾驶舱、人工智能等。在二区市场经营玻璃制品的刘老板告诉我们：“之前都说义乌专卖小东西，我老家街边卖的头花全是义乌来的。但是你敢相信吗？二楼（指的是二区东市场二楼）现在居然还卖新能源车的，所以说，义乌没有你想不到的商品。”[16]现在的义乌小商品，逐渐改变了曾经的“小商品”主打天下的格局。这种转变，是义乌小商品灵活顺应全球市场需求变动的体现。

　　义乌市场一个重要变化是从“中国小商品采购中心”到“中国商品采购中心”的转型，令义乌市场与国内外地方市场的货物连接与互动产生了辐射与聚集吸纳的效果，体现了义乌以小商品不仅带出一个大市场，更吸纳其他中国制造的产品借助义乌商贸网络出海。如国内无缝织造行业的起源地为义乌，经过多年来迭代发展，形成以义乌为中心，无缝制造业辐射诸暨、绍兴海宁、嘉兴、湖州等地区。

　　在阿富汗商人网络明显出现了将义乌从“中国小商品”中心变为“中国商品”采购中心的新趋势。阿富汗贸易商在中国从事矿产、宝石和半宝石石材的运输和销售，面向中国和国际市场。这些贸易商选择在义乌设立业务，而不是其他中国城市，尽管有些城市对宝石贸易更为重要。[17]

　　苏丹商人叶哲迪（Mutwakil Ezeldin）酷续公司从最初的各种生活类的商品转向苏丹和非洲市场需要的重装汽车，近年来他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向陕汽和洛阳中集（CIMC）采购大型工程车辆，运回苏丹。仅2022年一年，他就从陕汽购买了大约80辆卡车，从洛阳中集购买了大约20辆液罐车和40辆拖车。与欧洲类似的产品相比，他从陕汽和洛阳中集购买的工程车非常有竞争力，质量好、价格也便宜，且能够根据需要做特别定制，生产厂商提供更实惠的物流服务。而欧洲的产品不仅价格昂贵（数倍于中国产品），不接受客户根据需要提出的定制要求。几年下来，叶哲迪非洲销售中国产的大型工程车逐渐有了较好的市场，他和在苏丹当地的销售伙伴都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故而他非常确信，未来十年，中国的工程车将成为非洲和中东市场的主流。[18]

　　从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从“中国小商品”集散中心转型升级为吸纳聚焦“中国商品”之地，从而以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制造保持其与全球贸易体系的连接。

　　作为连接全球市场的中国小商品集散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销售中心或办事处转移到义乌。靠近义乌，就等于靠近供货地，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在整个全球日用品市场体系中，义乌的供货优势又可总结为“价廉”、“货全”、“出货快”，这三项优势赋予了义乌市场国际竞争力。

　　中国小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始终保持着“价廉”的优势，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故事，但价格优势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利润空间，能维系全球贸易商有足够的动力深耕义乌市场？从我们对义乌国内外商人的访谈和观察发现，义乌全球性市场地位是在全球小商品竞争中建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傅初建来到迪拜后发现，迪拜市场上的小商品基本上是由印度商人和伊朗商人从全球各地采购进货，并通过小商品贸易网络扩散到中东和非洲市场。而当有人把中国小商品带到当地销售时，傅初建惊喜地发现，“中国人的东西和印度人的东西差价不是一般大，是很大！”[19]通常小商品是以人民币价格出货，进入国际市场后，就以相对应甚至更高的标价，转成当地货币销售。

　　中国小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单纯理解为“价廉”是不够准确的，“货全”对建立其全球性小商品中心地位同样重要。官方数据显示，义乌市场经营16个大类、4202个种类、33217个细类、170万个单品。[20]同时，单品中也依价格与品质分成各种层次。以鱼缸为例，价格从几块钱到几百块不等，这为采购商节约出大量时间成本。

　　义乌小商品的第三个优势是快速出货能力，即市场需求快速落地的能力，这是“工贸联动”给予的底气。“只要科技难度不是特别大，一般的小商品在义乌都能被加工出来”，一位模具城的老板自信地承诺。虽然不及义乌周边的慈溪、台州的大型模具制造能力，但义乌的专业模具城中，小型模具价格便宜，只需要上万元即可。

　　如今，义乌“工贸联动”的需要在更宽广的全球化视野中才能得到更好理解。义乌因与国际市场直接交往，能最先掌握全球最新产品信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前端。在获得国际订单后，义乌能利用成熟的产业链出品打样，再将生产任务交付给内陆工厂，利用中国内陆低劳动力成本的生产优势快速生产。“双重集散地”背后的支撑力是义乌地方市场快速调动全国小商品网络资源的能力。2023年，一家销售女士内衣的义乌电商统计，店内产品来自全国不同产业带的100多家工厂。[21]在中国贸易网络内部，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日渐成熟。

　　“买全球、卖全球”的能力需要出货能力，即物流体系的支撑。商家的普遍反映是，从义乌发货“又快又省”。相比较于传统坐商，对一般电商来说，物流成本变化更为重要。就算是单件1-2毛钱的物流差价，对每天成交量以万件甚至十万件计的销售店铺（拼多多平台居多）来说，单日成本差价就达到万元。义乌物流的优势绝不仅仅在于快递费便宜，还在于时效性强。一位义乌老板娘在疫情期间发货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时间差：“就算是东阳这样离义乌这么近的地方，同样有疫情阻隔，我在东阳发货发到广州要3天、5天，甚至7天，如果我在义乌发货，今天发，明天到（广州）。”[22]

　　近几年来，义乌为各大品牌快递公司供地1300多亩建设快递分拨中心，已初步建成了“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寄递物流体系。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年处理量超过8000万票，出境目的国覆盖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23]从2012年的不足1亿件，2021年义乌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92.9亿件[24]，位居全国第二。在县级市排名第一，年快递总量占全国的1/12。庞大的业务量让义乌成为各大物流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中国快递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滋养源，也让“义乌全国物流费用最低”成为可能。

　　由于种类繁多、品质分层，小商品的采购效率就成为关键因素，义乌市场首创的“划行规市”起到了关键作用，保证了市场内部的集聚效率。时任小商品市场管理处处长何樟兴回忆，1991年下半年，他组织市场工商人员借鉴商业部门商品分类办法，结合建设有序市场，进行划行归市可行性分析，提出商品类型系列化，一个系列里面多样化，把市场内同类商品放在同一地段经营的划行归市设想。[25]起初，多数经营户想不通，认为这样做会把经营范围管死，“同行是冤家”，会使竞争更加激烈。但是，仅一年的时间，“划行归市”的实际效果显现，让商户从“不愿划行”到“要求归市”，促使商品系列化和多样化，便于客商货比三家，而小商城之外，也自发形成了拉链、围巾、婚庆用品等专业街区。

　　在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义乌确立了其在国际市场的节点地位，共建市场的参与从地方政府升级至国家整体。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是全国第10个综合改革试点，也是我国首个经国务院批准、在县级市实施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和我省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201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从“点”到“区”，意味着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全面升级，“国际贸易改革”的政策红利陆续到来并落地。

　　以建立“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为例，“市场采购”实现了最为关键的“两个允许”，大大提高了市场对外发散的效率：一是允许小商品小批次、多批量、多品种采购。二是允许小工厂、小作坊、小贸易商以“无票免税”的方式规范出口。与一般国际采购要求大批量、同批次不同，适合小商品出口特点的新型采购方式，通过体制机制的保障，为国际市场的开拓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通道。自2013年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首次运行以来，市场的外向度进一步大幅提升。2022年，义乌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3264.3亿元，增长12.7%，占义乌出口总值的75%。[26] 2023年上半年，义乌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1810亿元，同比增长19.1%，占义乌出口总值的76.2%。[27]

　　高频次的货物交易需要高密度的人员往来作为支撑。义乌高度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了”。外商进入义乌的过程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全球化过程。[28]早在上世纪90年始，一些外商循着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从新疆、香港、广州等地逐渐在义乌聚集。贝（Ben Simpfendorfer）在《新丝绸之路》注意到，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当时的 “红楼宾馆”（2017年拆除）集旅馆、办公室、饭店、宗教活动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29]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商成为直接或间接连接中国地方市场与其母国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市场的重要纽带。外商编织的贸易网络普遍嵌入于家族及同胞的贸易关系，但他们的生意远不仅限于母国，而是通过全球贸易网络将中国商品销往世界各个地方市场。这些在义乌经商者通过引入商品而帮助自己国家，由此也为（贫困地区）当地人打开了接触世界消费经济的一扇门。[30]阿富汗商人阿兹兹不仅做阿富汗生意，也做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生意。[31]波黑商人Ino Topalovic的客源不仅有自己的同胞，也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客人。[32]义乌的采购服务商连接多个国家的地方市场，中国的地方商业网络和全球网络也因为这些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即使在疫情期间外商无法到义乌直接采购，乌兹别克斯坦商人Akbarhon Sherzod仍然承接了大量来自母国市场的采购业务，2021年往乌兹别克斯坦发出1000个左右货柜。[33]

　　得益于全球网络高密度、高强度的连接，来自全国各个产业带的贸易商加速聚集义乌。2003年，在苏州常熟市场经营的赵镇平来义乌进货：“我看到一个阿姨收到1万美金的定金。我没见过美金！当时我就想，你能行我也能行。一定要到义乌来发展。”[34]也是在那个时间段，温州人柳圣高开始布局在自己家乡建厂并在义乌销售产品。2008年，他的三能箱包成为俄罗斯世界杯指定的供应商，为赛事提供了60多万个冰包。[35]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敏锐又勤劳的商人们逐渐地聚集到此，通过义乌参与全球化贸易网络中。

　　在以义乌为重要节点的商贸网络内，除国内外贸易商外，义乌市场更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群体参与全球化的所在。即使这些人群看上去只因生计而终日劳碌，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其生意是对于全球化参与，这并不妨碍草根群体通过全球性贸易的参与而创造出超出其预期的人生价值。出租车司机周先生来自河南周口，从1999年来到义乌至今已有20余年，“那时候我一个人打两份工，赚的钱比哥哥在郑州当公务员的钱还多。”[36]如周先生一样的社会服务人群，以及大规模的货代人员，具有语言优势的西北穆斯林、东北朝鲜族等专业在此聚集，支撑起了义乌发展的全球贸易服务体系。外向型工商服务体系日渐成熟，这是义乌市场更顺畅地与全球贸易体系连接必不可缺的基础。

　　在现实采访中遇到的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各类人等，其在义乌生活工作的真实故事都告诉我们义乌是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间成就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在解读“为什么是义乌的小商品扮演连接全世界地方市场的角色”时，自然不能忽略无数个鲜活的义乌市场建设参与者。电商界的元老级人物童元智向我们介绍了义乌市场最早一批物流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勤奋努力立足的，“快递员都是社会底层，很多人是开摩托车拉货的。他们不怕吃苦，愿意尝试，因为他不尝试就没路了。也是靠努力，他们大多都在义乌赚到了第一桶金。”[37]团队在义乌访谈期间，偶遇一位快递大叔，在晚上8点多沿着一条商业街逐家收快递。大叔离开后，老板娘向我们解释：“这位大叔在我们店对面的小区里有个作坊，算起来自己也是老板了。他晚上没事，就挨家挨户收快递，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正常年份，每年有1.5万左右外商常驻义乌，到义乌采购的外商人次也能达到50多万。义乌这个商业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意义在不同地区间流动，就像人和物品的流动一样。”[38]“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虽趋同一，但透过生活的表层看，从人们的生活情调到生命的意义结构，皆有不同。这就涉及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文化的深层领域了。”[39]当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意人融入地方市场，其作为“人”本身的文化“特性”也会随之呈现出来。跨国交易的成功，除了产品生产、销售的商业规则之外，也附带着人与人相处的规则。义乌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在尊重、保留、提倡文化价值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并建构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空间。

　　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均因对市场的神奇信仰所聚集在一起，对文化异质性包容的结果是在和而不同中促进了义乌市场在全球化贸易网络的拓展，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大量的中东和非洲贸易者来到义乌，遂使义乌的生活版图也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根据最早在义乌开设清真餐馆的青海回族人林占海介绍，1997年义乌只有两家清真餐厅，一家是维吾尔族餐厅，另一家就是他开设的伊布拉欣餐厅[40]。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义乌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牛肉拉面馆大量出现。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清线家左右。

　　同时，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全球化的多样性。稠州医院的也门籍医生阿马尔每天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诊断[41]；苏丹商人叶哲迪的两个儿子都就读于义乌当地的学校，他们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土生土长的义乌人[42]。叶哲迪说：“义乌成为我孩子们的故乡”“我在义乌生活得很舒服”。[43]与移民在其他地区或与中国的前现代时期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体会的“惴惴不安”完全不同[44]，社会层面上自发形成的生活安排为他们带来了安定感。“以义乌为家”的认同，是新老义乌人更为积极主动对接外部世界的情感后盾。

　　“平等”、“高效”的商业文明要素嵌入社会服务体系之中，获得官方制度体系的支持。义乌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出国展览权、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授权、涉外招生办学审批权并设立海关的县级市，更是目前唯一对外籍居民拥有终审权、唯一允许外国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县级市。2023年年初颁布的《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服务十项举措》，要求“建设线上线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及站点，在外国人居住较多的鸡鸣山、金城等社区开设汉语教学、文化体验课程，促进在义外国人融入社会。”；“通过‘外事会客厅’等平台，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举办外国人形势吹风交流会。运行24小时中英双语服务热线。”等举措，都在极力营造多元友善人文氛围。

　　外商在义乌的生活，包含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社会融合。与麦高登提出重庆大厦“在狭小的空间中，有如此多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群，不可能接受不宽容”[45]不同，义乌更多蕴藏着“主动”而非“被动”的包容力，义乌社会整体在努力营造多样化的生活条件，从而成就了其作为全球经济窗口的地位。文明共生的物质要素、生活条件背后，是价值要素平等与尊重的体现，也成为文明共生的“认同与接受”的过程。友善、多元的社会文化氛围营造出生活的舒适和安定感，令从事具有风险、高流动性商业人群获得的归属感，参与到全球贸易的商人们及其网络把全球商品链与千万普通家庭的需要连接起来，在人流与物流的两端促进着地方经济商业化和全球化进程。

　　习总曾多次来到义乌调研指导，亲自提炼“义乌经验”，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提出给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助力义乌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46]2023年9月20日，习总再次来到义乌并深入国际商贸城调研，了解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并与基层商户交谈，他鼓励商户们：“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地再造新的辉煌。”[47]正如总所言，是义乌的小商品连接起了全世界的地方市场，搭建起国际贸易的桥梁，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年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获得了各种新的机遇，也透过市场机制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

　　2023年是习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队伍中，致力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目标。[48]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尽管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仍旧严峻的疫情形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却保持增长态势，增长到了13.76万亿元。疫情后的2023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就实现了6.89万亿元的目标，同比增长9.8%。[49]这些数据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互联互通已经初步实现。2022年，义乌前十位的主要出口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智利、印度尼西亚），而义乌在2022年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计进出口1901.49亿元，同比增长14.52%。义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已经达到总进出口额的40%。[50]2023年前三季度，义乌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计进出口2649.9亿元，同比增长24.8%。同期，义乌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进出口793.5亿元和682.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6%和31.6%。对印度、沙特阿拉伯分别进出口217.5亿元、10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55.6%。[51]

　　在早期阶段，义乌的全球化模式，既没有历史延续性、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也没有国家政策的特别支撑和投入，义乌是典型自下而上的草根全球化。而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为草根模式的全球化带来一股春风。1958年出生的丽水人何海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急需廉价日用品的社会背景下，踏上了异国创业之旅。从最初在南联盟“练摊”到北约战争爆发后毅然留在南斯拉夫，何海瑞克服了包括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诸多困难。2001年，塞尔维亚中国商城开业，商业嗅觉敏锐的何海瑞发现，塞尔维亚中国城的商品大多来自义乌，但当时义乌代理和货运公司都很少。因此，2003年，何海瑞来到义乌开办了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专门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商组货。随着义乌市政府鼓励进口转口贸易，何海瑞开始进口塞尔维亚的红酒和农产品。[52]在义乌创业20年之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10年之际，何海瑞又开始谋划如何更好地借助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跨国业务。

　　在星宝伞店内放置了几把“宝塔伞”，在这些伞上，写满了不同语言的话语或签名，这是来自与张吉英进行贸易往来的外商的祝福和签名。这几把伞不仅仅是张总生意兴隆的表现，更是义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地方市场有效连接的最生动直接的表现。但是，“一带一路”对于张吉英来说，绝不仅仅是宝塔伞上的符号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由政府提供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参与途径也已经为义乌市场全面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发出10年之际，义乌全球化模式开始向“上下联动”的全球化模式转型。

　　2023年，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中西建交50周年。“义新欧”中欧班列的运行以及为国际市场联通带来的益处是对两国友好交往最好的延续。2014年，习总与时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会见时，提出了开行“义乌-马德里”班列的倡议。当年11月，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发车，这让义乌真正成为直接联通国际市场的内陆港，助力义乌的小商品连接起与中亚和欧洲数量众多的地方市场，成为了中欧班列中的“模范生”。习总曾在诸多国际场合中点赞“义新欧”：“西班牙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不可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也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连接义乌和马德里的中欧班列为两国货物运输提供更多选择，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53]

　　“义新欧”中欧班列是目前所有中欧班列中里程最长的一条，从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等国全长13000多公里，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十年的时间里，“义新欧”中欧班列先后开通了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等19条运行线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亚欧陆路运输的新通道。在“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义新欧”中欧班列助力义乌展现出了更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外贸生意作为义乌市场的核心，是帮助义乌连接全世界的地方市场的力量源泉。而要实现义乌商品走出去和国外商品走进来，物流运输至关重要。“义新欧”中欧班列对于实现义乌商品与全世界的地方市场高效连接具有重要的作用，打造内联外通的国际陆港，构建小商品连接大市场的贸易网络。

　　和海运相比，“义新欧”中欧班列的运输距离和时间都大大缩短，这使得义乌成为国内开通国际班列最多的城市。2021年疫情期间，国际航运价格飙升。 “义新欧”中欧班列为保障中国商品与世界的连接，提供了重要支撑。2021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共运输了146万个标准箱的货物，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29%。2022年义乌共开行1569列，发运12.9万个标箱，发运量同比增长22.8%。而2023年1-9月“义新欧”中欧班列发运列数就已经达到了1316列，发运108974标箱，同比增长10.66%。[54]

　　除了运速快、风险小等优势之外，“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行专有的灵活性特点，也很好地适应了义乌市场订单越来越趋向于小单、短单的碎片化趋势，以及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贸易方式。近几年客源越来越丰富，发货流程也越来越便捷。不仅有义乌的货源，还集聚了15个省（市）以上的货源产品，包括浙江、山东、安徽、江苏、江西、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从取暖物资、日用百货等义乌小商品，到浙江制造的汽车及配件、光伏产品，再到中国制造的华为手机、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品类多达上万种。[55]“义新欧”中欧班列成为采购商将中国制造产品发送到世界市场的另一个选择。

　　义乌以小商品满足世界范围不同人群的消费需要立市，业已成为全球化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带动发展中国家地方性发展的引擎。在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以义乌为核心的全球性贸易网络凭借其强大的韧性和不断激发出来的商业吸纳与辐射能力，在自身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带动了市场网络的共同发展。2016年，义乌入选“全球100韧性城市”。“为什么叫世界的义乌呢，义乌又不大（地理面积）。但是关键是，你可别小看义乌，一个城市到底厉不厉害，你要看一个城市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作用和价值。”一位义乌老板如此感慨。[56]

　　的确，通过义乌的小商品，义乌成为不同全球市场之间的粘合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扮演着参与者的关键角色，发挥着“世界的义乌”的重要价值，不断书写着新的辉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因素、货币汇率、关税政策等，都会对义乌的进出口业务产生影响；而地缘事件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也会对义乌的国际贸易带来风险；近年来的贸易争端、国际制裁和紧张关系更可能导致义乌的贸易伙伴减少或增加贸易壁垒，对进出口直接产生负面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规政策变化也会对义乌国际贸易带来不确定性。作为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经贸综合体，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其满足广大民众基本需求的特点，作为通向世界消费经济的一扇门，其全球性地位受到多方力量的维护和支撑，其中就包括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商贸两端及其延伸出的生产、供应链和市场网络。

　　（该调研报告为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全球体系与地方市场有效连接的‘义乌经验’研究”的一部分。）

　　[1] 参见：袁琛、赵春兰、范丽珠，“连结全球市场的义乌：疫情下的变与不变”，澎湃思想市场，2020年7月2日：；赵春兰、王恕桥、范丽珠，“疫情第三年：义乌市场的乘势求变”，澎湃思想市场，2022年10月25日：。

　　[3] 张吉英，从事伞具行业。访谈时间：2022年9月22日。（笔者注：直接访谈资料为楷体。若无特殊说明，访谈资料的采访人皆为范丽珠、赵春兰、王恕桥。下同。）

　　[5]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收！第25届义博会成绩单”，义乌发布公众号，2019年10月25日。

　　[6]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16万采购商到会！第29届义博会收官”，义乌发布公众号，2023年10月24日。

　　[11] 义乌市人民政府官网，[央视网]加速产品迭代 提升性价比 浙江义乌出口量增加，，2023年11月29日。

　　[23]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世界‘小商品之都’何以商通全球 浙江义乌深耕综合配套改革十年不辍，为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争先示范”，，2021年8月27日。

　　[25] 何樟兴口述，吴洵贶整理，《奉献商城 服务市场》，《小商品 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浙江人民出版社。

　　[27] 义乌市政府网站，“我市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达2689.7亿元”，， 2023年7月24日。

　　[30] （挪威）Leif Manger, “一带一路和文明多样性——团结与合作、冲突与抵抗”，见范丽珠、陈纳主编，《全球化与对话》，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3页。

　　[32] （案例素材来源）义乌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自远方来——义乌外国友人佳线] （案例素材来源）义乌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自远方来——义乌外国友人佳线] 赵镇平，电子市场行业商会副会长，访谈时间：2019年7月20日，访谈人：戴冰洁、徐玉苏、李乐、祁枫林。

　　[40] 马强，“市场、移民与宗教的根植——义乌市伊斯兰教民族志研究”，《回族研究》2010年第10期。

　　[44] [美]简·T·梅里特（Jane T. Merritt）著、李小霞译，《茶叶全球贸易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

　　[45] [美]麦高登（Gordon Mathews）著、杨玚译，《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46] 中国蓝新闻：“从小商品看大市场‘世界超市’义乌再创新辉煌”，，2023年9月30日。

　　[51] 金台资讯，“2023年前三季度浙江义乌进出口同比增长22％”，，2023年11月6日。

　　[54] 中国交通新闻网：《开通19条运营线多个城市“义新欧”中欧班列架起开放合作桥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2023年10月13日。

　　[55] 时婷婷，“十年，‘义新欧’中欧班列行程万里买卖全球好物”，上游新闻，，下载时间：2023年10月14日。

　　王恕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全球体系与地方市场有效连接的‘义乌经验’研究”项目助理。

　　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所所长，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专家，“全球体系与地方市场有效连接的‘义乌经验’研究”项目主持人。